魏晋风流—读《世说新语》
历史学2019级1班 康文娟
鲁迅先生曾经评价,《世说新语》艺术特点乃是“记言则玄远冷隽,记行则高简瑰奇”。也是记载魏晋风流名士的逸闻轶事最古老的志人小说集。
谈《世说新语》,不得不提它的作者。刘义庆(公元403-444年),字季伯,他有一个显赫的身世: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亲侄子。由于他的叔叔临川王刘道规后继无子,就过继他为子嗣,受袭封为临川王。史料记载刘义庆聪明过人,宋武帝刘裕曾夸奖他说:“此吾家之丰城也”。深受宠爱的刘义庆本该是前程一片大好,但在刘裕死后朝廷的局势开始变得险恶而晦暗起来。在外任职的刘义庆触怒了皇帝刘义隆,被责调回京——可能是就近监视的含义。他在被责调回京之后便不务正业,整天和一群文人喝酒赋诗,同时开始撰写《世说新语》。
还有一种说法认为《世说新语》是“成于众手”的,即刘义庆是“总编”,后人加以完善。对此学术界说法不一。
《世说新语》这本书里记载了汉魏至东晋时期士族阶层的思想、生活尤其是清谈放诞之风。正如鲁迅所指出的:“汉末政治黑暗,一般名士议论政事,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,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,渐渐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,就不敢再议论政事,而一变为专谈玄理;清议而不谈政事,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。”刘义庆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创作出《世说新语》的。
但若是没有刘孝标的注,我想《世说新语》也许也不会对后世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。刘峻(公元463-521年) ,南朝梁代学者、文学家,字孝标,平原人。因为为刘义庆等编著的《世说新语》作注释而闻名于世,其《世说新语》注征引繁富,为原文补充了大量史料,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,为时人所重视。
我已不是第一次读《世说新语》了,早在初中时,我们便在《陈太丘与友期》学到了守时与诚信;在《咏雪》中感受到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。再次通读本书又会有新的感触。本书从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等三十六个方面对魏晋时期的名士进行描写。对人物的描写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,如“周仆射雍容好仪形”重在描写形貌;有的则重在突出人物的才能,如写郑玄“融召令算,一转便决,众咸骇服”;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就是重在表现人物最突出的特点,通过其特有的言行举止来反映人物独特的性格,使之形象变得生动起来。
读《任诞》篇,即使只有简洁的文字,也能从中感受到“竹林七贤”的肆意潇洒。他们深感时局黑暗,便寄情于山水,隐于竹林,纵酒放歌,好不潇洒!他们可谓是魏晋名仕的典型代表之一,可他们为何会这样呢?我想大抵是他们心怀理想,当理想无法实现时,他们不会为了苟活而假意逢迎,不愿为了追名逐利而左右逢源,不想虚情假意委曲求全。即使身处动荡黑暗的时局中,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信仰与初心。
读《张季鹰思吴中》篇,我不禁思索,在见秋风起时,张季鹰为何会因为思念故乡的鲈鱼而放弃洛阳的高官地位,毅然决定回乡?仔细想想,我想张季鹰是不忘初心的。即使身处高位,却不拘泥于名誉权利之中,时刻保持清醒,不为眼前的苟且蒙蔽双眼,内心深处一直存有自己最初的信仰,这便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初心与使命。
读《管宁割席》篇,华歆见黄金便弃书而拾、闻车声而出,管宁面对诱惑却岿然不动,无论是金钱的诱惑还是外在的喧哗都与他无关,他的眼中只有他的书籍,他的心中只留他的信仰,再无其他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大千世界,唯有坚定信念,不为名与利所动心,方能成大事。而似华歆之流,无定心和恒心,即使心有大志,也会在世间的纷纷扰扰中迷失自我,丢弃初心。
读《德行篇—李膺》,我深有感触。“李元礼风格秀整,高自标持,欲以天下名教思想是非为己任”,然而这样一个清高端雅的名士,最终因为“党祸之乱”落得自杀的结局。在政治黑暗的年代那些正直高雅的人、不愿意和世俗同流合污的人是否真的难得善终?或许他们早就看透自己的结局,但他们仍不改初心,坚守自己的信仰,迎着黑暗一路前行,逆流而上!
在阅读中反思当下,在古籍中汲取经验。当今之中国在百年间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百年前任人宰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现在的中国如何保持中国速度、中国质量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。品读《世说新语》,通过重温古人的人生故事,从古观今,在阅读中汲取灵感,以更好的进行中国现代化建设。
观古思今,见贤思齐。正逢我党建立百年之际,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,现在的时代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各自的岗位上应该如李膺、张季鹰、管宁一般不忘初心,坚定信念。面对诱惑保持清醒,面对考验不折不挠,面对褒奖保持谦逊,只有党员同志重德行、讲党性,坚定信仰初心,把“自重、自省、自警”内化于心外化于行,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!
读《世说新语》,我懂得了何为高雅、何为善行,也告诫自己不可狂傲、不可怨怼。《世说新语》是值得反复品读,是不朽的经典!